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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手机被劝退

2019年04月15日 13:19

    作为一线的教师,我们很能理解上级教育部门的苦衷,只要是能够有利于学生的健康良好发展,不惜一切让教师能够尽快适应学习,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在信息更替频繁的当今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上级教育部门除了推荐名校之外,似乎很少推荐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及思想,所以,或许,其本心并不想模式化,流行化,可是没有理念指导支撑的样本,岂不就让歪嘴和尚传经传歪了吗?而且,能够系统化地序列化地指导课改方向的、系统细化阐述课改理念的专家少之又少。

    民主管理机制的缺乏,加上评价体系的功利,学校的管理必然发展到简单、粗暴,一切为功利的办学目标服务。事实上,就是学校有民主管理机制——制定校规,要广泛听取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不能由行政单方面拍板,也很有可能在功利的教育评价体系下,制定出雷人的校规来,更多的人赞成或者接受为了分数放弃其他教育的“办学理念”。这是整个教育的严重变异。

    不管是“中国教育报微信”还是其他公众号微信给出的解释大同小异,我选了一个煽动性强的,搜狐网发的“良师通”微信上的文章,《教师子女:我为什么不报师范?》“良师通”自称是中国最大的教师交流社区,不知是真是假。部分内容如下:一、“我就是考不上大学宁愿种地也不报师院”

    有分析认为,对于教育改革来说,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才是最终目标。近期,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针对小升初再次明确了“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

    受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不便、学校办学条件欠账多等因素影响,我国乡村教师队伍长期面临好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困惑。这也成为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战略部署的薄弱环节和最大短板。 

    衡水中学模式是高考“梦工厂”还是“人间炼狱”?《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教育向来都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家长之所以拼命把孩子送到此类“高考炼狱”经受残酷折磨,除了传统的望子成龙的心理之外,也是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固化的无奈之举。中国文明网也发表文章认为,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样本,衡水中学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流动渠道单一化、扁平化的产物,折射了社会的不公平。

    提高标准

    所谓“三位一体”,是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和高中学业考试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考生。在清华今年首次在浙江省试行的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方案里,按照6∶3∶1的比例,高考成绩、高校综合测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三部分最终被折算为考生的综合成绩。

    事件回顾:2015年6月9日,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发生了举世震惊的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事件。近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被称为“流动儿童”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随迁子女,以及他们留在农村家中的孩子——“留守儿童”。后者相对前者“能见度”更低,近一两年才引起广泛关注。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7岁以下流动儿童为3581万,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这两个群体总数约一亿人。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儿童1277.17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126.75万人,合计为3403.9万人。民间组织发布的相关调查显示,按照留守儿童的总数测算,全国约有1793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约有921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毕节事件之后,留守儿童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对此及其呈相互转化关系的流动儿童问题也引起广泛讨论。

    试卷结构作出调整:基础·运用由约22分改为约20分,文言文由约12分改为约10分,名著阅读独立成为模块约10分,现代文阅读由约36分改 为约30分,作文50分保持不变,试卷满分120分。考试时间为2016年6月24日上午8:30—11:00,共150分钟。

    涿鹿中学语文教师李丽(化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使用三疑三探,教学效率太低,教学时间不够用,需要跳着上课,有些课文就没时间上了。

    就像在北京,近二十年来,“共建”有愈演愈烈之势。参与共建的学校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小学,比如北京实验二小、中关村三小、人大附中、四中、二中等。至于入学人数,2012年,一份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报告中则披露:“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今年北京八中共建单位参加测试的共有400多人,需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郑渊洁的认证微博有671万粉丝,他常把和父母合影发上来,有时候是在一起吃饭,有时候是陪着父母散步。去年,他还在微博上发了给妈妈洗脚的照片,引来不少小朋友、大朋友的效仿,也将自己给父母洗脚的照片晒到网上。

    [袁贵仁]:

    这种严厉的处罚,不能仅仅是针对学生的,对于其父母,更需要最严厉的约束,让其不敢做,让其有承担不起的成本,这就需要其他管理与司法部门的介入,而不仅是教育部门了。

    鼓励表达真情实感

    港大并非标新立异,这不过是国际一流大学录用新生的普遍原则而已。大学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而是有创造和适应能力、素质全面、热心公益的各界精英。这样的培养目标,内地大学虽然原则上也同意,素质教育也嚷嚷了多少年,但从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在高考制度上迟迟不见任何改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没有明确教师惩戒权的法律条文,不仅教师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教师处理尴尬事件过程中的话语权被间接地剥夺。‘校闹’出现时,教师常常处于有道理无依据的尴尬处境。”一名教师表示,现在教师根本不敢管学生。  

    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反思,是不是在教育学生时顾此失彼,使得学生所受的教育在表面的浮躁与喧嚣中掩盖了可能存在的长期弊端。可以说,要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让学生自由而不放纵,且无论在哪,都拥有由内而外、表里如一的素养,学校必须回归“教书育人”这一原点,不能仅追求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办学功绩,而且要强化实实在在的文化塑造和素质养成。在学生管理上,不能仅靠强制,更要靠细腻又人性化的教导和文化熏陶,做到以生为本,扎扎实实育人。

    又是一年开学日。在9月1日这一天,开学第一课应该是“安全第一课”,在9月1日以后的日子里,更应继续给孩子们上好“安全每一课”。这是那些没能来上课的孩子们给我们的提醒,也是我们应该给予孩子们的最重要的保护。

    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文化和制度因素使得职业错配和高分诅咒问题在中国尤其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不分文理科 高考总分由两部分组成

    一些学校、教师的做法明显不当,既不符合教育规律,也产生不了正面效果,比如作业“连坐”——不但浪费了学生的时间,还涉嫌侵犯未成年人的权益。可是为什么没有见到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制止,或者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和纠正呢?监管的缺失是不是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走火入魔”的诱因?

    把握语文学科的特点,讲究教学策略,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以中学学科教学质量评价为主,保证学生知识结构不偏科。综合素质评价则更接近于学生个人的成长记录,是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适应社会能力等潜质和才能进行的更为全面的评价。

    各高校都对自主招生总人数占年度招生总人数的比例、参加自主选拔考核资格人数与拟招生计划人数的比例,做了严格的规定,大部分高校都遵守自主招生人数不超过年度招生总人数5%的规定。同时,各高校的自主招生简章均突出了面向中西部地区考生和农村地区考生倾斜的内容。与往年一些高校推出的“校荐”,以及“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强调中学以及中学校长的推荐意见不同,今年的自主选拔更突出了考生的自主性,几乎每所高校对于报名考生1500字以内的个人陈述都做了着重强调,为考生突出个人特点与潜能留出空间。

    虽然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之中,尚未结案,而社会舆论早已哗然,各种批评充斥网络。民众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表达了对其破坏高考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愤怒和不安。作弊团伙和替考枪手胆敢以身试法,理应严惩不贷;但此案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内部人员的串通参与,根本就不可能搞成。

    获选理由:实施“素质教育”、“新教育”……已有相当年头,倡导减负力度也不小,然而青少年学业压力与负担却一直仍是问题。为何减负始终难以实现,学生因学业而猝死、自杀的现象依旧不断,值得我们反思。

    高考即将开始,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孩子却高考无门,家长把内蒙古教育厅告上法庭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站在内蒙古教育部门的立场上看,他们打击高考移民似乎没有错。但孩子的受教育权与升学权利不容剥夺,孩子户籍与学籍所在地的内蒙古应该无条件接收黄涛参加高考。

    “晶晶”:您的“主题教学”我很早就听说过,但是,重构课程难度很大,对校长和老师的要求特别高。我所在的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这种模式可以复制吗? 

    有意思的是,就是“选课走班”做得不错的学校,也通常用两个指标来评价试点的成效,一是有多少学生进入一本、名牌大学,二是有多少学生申请海外名校。前者是体制内选择,后者是体制外选择,而正是这种体制外的选择,为一些国内高中的“选课走班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针对无人问津的三项专业,已经看到有两份解读,一篇是“悲哀!高考状元竟然无一人学医”,另一篇则是“高考状元为何不学军事学”,作者觉得“一阵悲凉”。估计,第三篇“高考状元为何不学农业”已在路上,作者可能还是“一阵悲凉”。在我看来,这是对高考状元这一名号的过度解读。

    问: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目前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2个“增加”:①增加了“电磁波可以进行信息传递”;②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中增加了“波长、频率和波速”。贾岳临解释称,波速由“介质”决定,频 率由“波源”决定,波长由“介质”(波速V)、“波源”(频率f)共同决定,即λ=V/f,这部分知识可能涉及到超声波、次声波等。

    许结刚出生几个月,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大连山劳教。一次,开山爆炸后,滚落的山石砸断了父亲的左腿。父亲说:“腿断了,倒欢喜起来。因为让我去看小卖部了,不用去抬石头,我就想,恐怕能够看到家人了。” 父亲1960年回来时,母亲已经去世。母亲走的时候,许结才3岁。此后,许结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没有工作,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就教他们吟诗、写诗,好像生活的困苦被诗稀释了,想不到了,就高兴了。

    高考理当面目严肃,但一个国家的高考改革却必须包含不可替代的温度。这不是矫情与抒情,而是相较过往,尽管参考人数呈现下降,弃考潮与读书无用论甚至都时有出现,但高考的社会性功用却越来越被聚焦。在考试层面上,它被愈加视为社会公平、阶层状况的一个观察切口,城乡、户籍、高校权力、人生选择等等,莫不都是谈及现时代高考的关键词。在教育自身的层面上,当高校教育招致沸沸扬扬的质疑,如何经由高考选择重能力不唯分数的大学新生,这一点亦变得无法逃避。高考必须提供一种更权利多元与具有现实价值的流动方式。

    ——于长江

    记者: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全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将面临着格局性的大调整。政府如何把握好教育的资源布局调整、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不过,为了应付高考,为了上大学,就要发疯般苦读,就要长期接受封闭军事化的训练,也确实不正常。但这些不正常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是社会把一个人价值何在的观念扭曲了:活着就是为了成功,成功的标志主要是金钱和权力。于是,一个人的成功就意味着攫取、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异化成了物质利益关系。于是,整个社会都患上了焦虑症:还没有成功的人们拼命争取成功,已经成功的人们贪婪地盯着更大的成功。社会上庸俗成功学大行其道,学校教育又如何能独善其身?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曾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当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名牌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在“价值取向考察”环节,中美学生的表现形成强烈对比,令人震撼。面对主持人给出的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5个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一个人选择了“美”之外,其他人全都选择了金钱和权力。青年缺乏理想,主要缘于社会教会他们眼里只有孔方兄。

    其次,我国各校、各学区存在事实上的办学质量、条件差异,实行“单校划片入学”或“多校划片入学”,并未改变个中差异,在此情景中,就算严格落实“小升初”新政,也可能出现两类择校:一类是政府允许的特长择校,根据《意见》,到2016年特长择校将控制在5%,虽说特长招生名额在减少,可这不妨碍一些家长让孩子上特长班积攒筹码。另一类是有经济实力的家长买学区房择学区。

    2014年9月,上海、浙江两地考试改革方案相继出台,两地均提出统一高考分数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数相加式的设想。两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既不用原始分,也不用标准分,而是自行设计转换的分数,本文称为转换分。由于两地的“原始分—等级制—转换分”转换过程都较为复杂,方法又不同于常规,因此,转换分成了人们热议的焦点,也成了确定高考成绩组成方式的关键,其成败有待于实践检验。

    还有《卖炭翁》,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不多讲了,不过我还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为之心酸的,就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有关高考改革的消息近日接踵出现在新闻纸上。一些地方开始尝试打破“一锤定音”的录取模式,为新一轮高考改革探路。譬如在浙江,今年有34所高校在录取时不仅看高考成绩,还要参考面试成绩和高中平时成绩,进行“三位一体”式选拔;譬如在广东,有多所高校开始实践新的招生模式,而其中南科大的“六三一”式录取方式,分外受媒体瞩目。与此同时,少数关乎高考改革的悲情消息,亦被媒体发现与放大。昨日在网上热传的一条消息就是,深圳一“异地”考生因父亲社保差缴三月无缘高考,伤心以致大哭数场。

    经济社会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2、注重两基考查——体现高考改革方向

    除了世界一流,也可以考虑建设区域一流,让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恰恰造成了老师的尴尬。因为即使是我们熟悉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是现代经济社会运转的一部分。

    上海交大取消1万元保送生奖学金

    作为过来人,我们都能理解高考被赋予的内涵。在多数人的认知里,这场考试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般激烈,有着“一考定终身”的魔力。平心而论,这话放在20年前也许没错,毕竟当时高校录取率很低,一旦考上大学,人生就此改变。但时至今日,这想法恐怕脱离现实。先说录取率,今年942万高考考生中,将有700万人最终进入大学,比例高达74.3%。上大学不再是“挤独木桥”,而是走立交桥。再说就业率,2013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699万,被一些人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飙至727万,引人感叹“没有最难,只有更难”。对比鲜明的是,不少拥有一技之长的高职毕业生,供不应求、颇为抢手。事实证明,一纸文凭不再定终身,“孙山”之外还有路,且条条大路通罗马。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多达1277万人,能够采取“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让这些潜在的留守儿童和城里娃娃做“同桌的你”,这一善政不仅是洒向外来务工者及其子女的雨露,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一个务实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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