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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民族高中

2019年04月15日 13:20

    中国任何领域都不缺人才 缺好机制和平台

    在“自由教师”兴起的当下,“自由教师”还算不算老师,确实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背景是,不管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以及在社会培训机构,任教的老师都是需要教师资格证的。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何为“训练主义”?即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学校成了车间中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凿符合“标准”的零件。美其名曰:灵魂工程师。刚才我们讲了“人”怎么不见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根本上不是为培养人而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既然你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是为了让他们听话,把你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那么一切所谓的学习,都将是被动的。既然要想做一颗螺丝钉,就必须接受灵魂工程师的塑造。如果你要做一颗大的螺丝钉,一颗重要的螺丝钉,那还要通过考核,更要接受训练。就更要孩子们学会迎合,学会揣摩。

    强化教育执法必须令行禁止

    这种成王败寇的评价标准的结果是不把学生当人,望子成龙,望子成材,望子成器。龙是什么?怪兽。材是什么?木头。器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要成怪兽,你要成木头,你要成东西,就是不要成人。

    关注课堂活力是课堂教学改革的一大亮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学校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创新,比如“游戏进课堂”“语文戏剧化”“学生问满堂”等。于是,课堂上热闹异常,学生不断提问、不断对抗,展示形式也丰富多彩。然而,什么是真正的课堂生命活力呢?我们不妨听听“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提出者叶澜的观点:“我不认为凡是让学生在课堂上当小老师、让学生问老师答,或学生互问互答才是改革,也不认为学生活动越多、教师讲得越少,课堂桌椅摆成六人组状而非秧田式,就是体现当代教学改革要求的课。”实际上,真正体现课堂生命活力的教学活动应该以问题解决为核心、以多维对话为形式、以思维产品为成果。如果教学互动不具备这3个条件,课堂教学就会偏离方向、劳而无功。只有学生在课堂上自由畅想、各抒己见、辩驳争议、论证事实,碰撞出无数个“精彩观念”,让学习过程幻化为奇妙的“生产之旅”,才会真正产生“课堂生命活力”。不顾学生创造力,不顾教学生产力,只是形式创新的知识搬迁,这样的“课堂活力”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袁贵仁]:

    在此背景下,“教书匠”几乎成了教育领域的“过街老鼠”。“教书匠”和“教育家”间的虚假对立,诱使“要教育家,不要教书匠”之类口号出炉。在它们的误导下,有些一线中小学教师,如宗健梅所言,“不去做具体的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和研究,甚至鄙视常规教育教学工作,把扎扎实实的教育教学轻蔑地称之为‘教死书’,把实实在在的教育工作者轻蔑地称之为‘教书匠’,却进行宏观的、不切实际的理论研究,说一些专家们常说的话,写一些学者们已经写过的文章。”奢谈一知半解的理念,执迷于建构教育流派或教学模式,轻视学科教学知识打磨和积淀,最终将导致教学荒芜。

    “重庆的考题对于经受过高三高强度阅读训练的孩子来说,应该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事实上,它是从细节处着眼,通过一个故事,来灌输‘社会责任’和‘公德心’的概念,讲的是一个很具有现实意义的大问题。”罗辑认为,在重庆的考题中,租客因个人行为的不小心打破了杯子,得到了原谅,却因为没有顾及到他人捡拾垃圾时的危险,而被老人拒绝租房,这倡导的是一种不仅关注自身行为,还应关注他人的“社会公德心”。

    2015全国卷高考作文引争议,大义灭亲还是尊重亲情?近年来的高考作文题目已经越来越僵化封闭,趋向空泛平庸,但安徽卷的这个题目却别有新意,也很公平,因为这个题目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以前也不可能写过,也就很难出现作文套用的现象。

    (记者廖靖文、王鹤、何瑞琪、刘幸)

    关于衡水中学的发展模式,《钱江晚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允许其违规在全省范围内“掐尖”,把成绩最好的一批学生录取进来,集中当地最好的教育资源,用“杀鸡取卵”的管理方式,打造出一个“高考工厂”。当超级中学在炫耀自己辉煌的高考成绩时,那些被“掐尖”、招不到好生源的校长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吞。

    尽管对全面发展的理解仍然见仁见智,但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全面发展指每一个人自身所蕴含的全部发展可能性或潜能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对全面发展仅作简单化的理解,那么个体人性的丰富性就会被扼杀,教育也很容易陷于机械化人才加工的覆辙。

    在选择专业时,志愿指导专家经常鼓励考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但有些考生却表示自己按兴趣选了专业,结果并不满意,不只专业没有学好,最后兴趣也没了。这种现象为考生和家长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识别自己的兴趣?不少高中生在兴趣识别时往往认为高中时成绩比较好的科目就是兴趣所在,但高中时学习的科目对应的往往是大学里基础学科的专业,感觉上也比较宏观。

    但是考后填志愿也并非没有弊端。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志愿扎堆儿”:冷门专业更冷、热门专业更热,使某些院校或专业录取分数线猛涨。另一个可能是造成“断档”,即由于某校上一年录取分数高,因而一些考生不敢报考,以致该校一些专业招不满学生。

    成都一个孩子的暑假培训,仅报名费就花了7000多元,一周七天排满了课!人们不禁感叹:这还是孩子们的暑假吗?

    综合分析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数据,魏玉山认为,从调查成果来看,国民阅读率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数字化阅读、纸质书、电子书主要阅读指标均全面上涨,“可以说,全民阅读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这也是阅读推广活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要看创办者他们的意愿和境界,从现在情况来看,还是比较令人耳目一新的。尤其是像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办了十来年了,其实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培养模式和口碑。他们刚开始办学的时候,生源都是三本的学生,没有人报名,因为名字没听说过,而且学费收那么高,所以没有生源。现在大多数学生都是一本录取线以上,而且他们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和入学情况相当好。

    事实上,引发争议的“三疑三探”只是这一轮教改中的一项。根据涿鹿县官方文件,涿鹿县还引进了思维可视化、学习力、学习方法、深本数学、元认知等其他5项教学技术。

    屏蔽此推广内容农村学生往往承载家庭的希冀,但现实中农村学子求学过程中往往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农村的孩子,因为他所在的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没有条件得到好的教育,这也让很多学子“跳龙门”的希望破灭。“寒门难出贵子”在很多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钟秉林在访谈中对这种现象和观点没有回避,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同时他也激励农村学子不要放弃信心——

    教师承担着最庄严、最神圣的使命。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体会,这样的大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袁贵仁]:

    现实:学校的录取分数提高了

    加大对校园暴力惩戒力度

    往年部分高校组成的北约、华约、卓越等笔试联盟将全部取消。

    政府的计划中,将振兴黄冈中学放在第一位,且今年的目标为本科录取万人居全省前列,一本上线率提高1个百分点,考取清华、北大人数突破25人。

    主讲人:秦勇

    1978年,邓小平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他强烈地提出要“早出成果,早出人才”,要求“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提出集中人力物力举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教师和学生集中在重点学校,保证培养出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人才。教育重新建立起以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为重、培养尖子的价值观,蹈入精英主义的发展路线。

  “孩子去了国际学校后,更开朗,也更开心了!”近日,北京的李先生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他今年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将孩子送到了国际学校。

    首先,中国学生从小学开始整天忙于各种考试、竞赛、课外辅导班,应试的压力使得学生没有时间发现、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真正兴趣,这加剧了学生个人兴趣、能力与专业契合的不确定性。

    校训往往既强调治学精神,也关注道德修养。北京小学校训“脚踏实地做事,顶天立地做人”,南开中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都给人以深刻印象。据统计,在教育部公布的百余所“211”高校的校训中,“学”与“德”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字眼。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庄重典雅、寓意深刻;又如耳熟能详的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国学大师张岱年曾将之总结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品读校训,如同接受精神和灵魂的洗礼,也像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廊里徜徉。

    刘希平认为,考生的负担一种是体能上的负担,还有一种是心理上的负担,“通过对于考试科目的选择以及两次考试机会的实行,学生的心理负担必将减轻。”

    ⑶限时训练的设计和布置在内容上分为两块。一块是学科自习课的定时作业,一块是在公共自习课完成的非定时作业。

    所以总体来说,在衡水中学,学生的交际圈是比较小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淡漠。一方面这可能使远离家庭的学生失去了友情这样的感情寄托,但是另一方面,这大大降低了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的频率,因为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在学习,并没有冲突的契机和时间。

    “推行高考加分政策的目的与初衷是为了弥补高考制度本身的不足,不能将高考加分当作奖励性措施。”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黄辉说,归结为一点,就是加分能解决什么问题?加分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在宏观导向上要“扶弱”,倡导见义勇为,还要体现权力的约束性、制度选择的唯一性,不能把社会责任转移给高考。如果其他制度能够解决,就不要通过高考这一指挥棒来调整。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从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辽宁省2014年体优生加分项目由29项减为8项。此前,已有17个省份将奥赛科技类加分项目降低或调整,奥赛科技类加分考生从前几年的5000多人,降至2014年的1300人。  

    马德秀发现,由于农村教师结构性缺编严重,导致一位教学点教师通常要负责四五门甚至更多学科的教学,每周课时大多超过30个。加上家长外出务工,使得留守儿童逐步增多,不少教师到了上课时间是教师,到了开饭时间变身为厨师,课外是心理辅导员,晚上成了寝室管理员。虽然他们天天疲于奔命,身心俱疲,但教育质量堪忧。

    教与学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在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时候,并不排斥教师的“导”。真正的高效课堂包括“科学的导”与“科学的学”。没有教师科学的导,课堂就可能没有高度、宽度与深度。

    材料作文是近年来的高考作文改革趋势,出好材料作文,需要有开放式的思维,切实摆脱命题试主题先行思维,而写好材料作文,则需要学生我笔写我心,从套题、宿构中解放出来。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6月1日刊文称,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惠普前总裁费奥里娜近来表示,“中国人会考试,但他们不会创新,他们极其没有想象力,他们没有创业精神……”尽管她的这番言论或许听起来具有攻击性,但却受到中国众多微博用户的认可。香港《南华早报》近日也以“为培养出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中国高校必须奉行开放理念”为题刊登美国私人投资者莫乃昂的文章。莫乃昂认为,就大学毕业生数量而言,中国已超过美国,中国大学生的素质将推动或阻碍中国的崛起。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时约100万到今年的750万,中国的高校数量在此期间已达2400所,在这种“大跃进”过程中很难维持高校质量。中国的教育体系仍然不得不回答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教育应该是有温度的,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如果我们能让孩子们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除去功利化的束缚,就能保护、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而有了明确的兴趣和爱好,学生在选专业时就不会无所适从。在笔者看来,这才是解决“学非所愿”、“学无所爱”问题的“根”。(苏令 作者系本报记者)

    高考第一名为何没成顶尖人才?

    新京报快讯 (记者黄颖 李婷婷)6月7日上午11点许,已有考生走出高考语文科目的考场。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今年语文作文题目分为大作文和微写作两项。其中大作文为《深入灵魂的热爱》或《我与民族英雄过一天》二选一命题作文;微写作为评论首都不文明现象等,请考生写出自己的看法。

    十八以来的反腐风暴大快人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可就是在此背景下,不少的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愿“不做事,不出错”,明哲保身,消极为官,出工不出力。而有关方面在“反腐”的同时,择优重点提拔一批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的“最美干部”就是那样迫切的需要,因为他们的人在哪里,人心就凝聚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当我们的身边都是这样的的“最美干部”,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为期不远。

    只要高考招生录取仍然以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或者分数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考生和家长就必然以考上北大、清华等顶尖大学的学生数量来衡量中学教育质量,中学(校长)就一定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寻找、训练自己的“上驷”,就必然会牺牲掉大部分“下驷”学生的利益,使他(她)们沦为少数成绩优秀学生的“陪读”。这种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绝非口号、呼吁、文件甚至严厉的行政管制措施所能改变。

    郝金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力推三疑三探改革的理由。

  最近,高考填报志愿受到关注。有的地方招生咨询会引来10万名考生及其家长捧场;有考生因为选择被质疑,变得举棋不定;更有“前辈”、学长等唱红“千万别报体”……当志愿填报变得左右为难,如何寻求突破?该反思的是考生及其家长,还是教育本身呢?

  一份自称客观公正的《中国大学录取分数排行榜(2014年版)》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对大学排行榜的热议。这份榜单数据是基于中国各高校2005~2013年间在各省本科第一批录取分数数据制作完成。该榜单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主任邝春伟说,这份排行榜的出炉,正是为了向社会反馈一下,关于“录取行情”的客观参考,并不反映学校综合实力的强弱。他还特别申明,“我们的榜单不收钱,只是想做一个客观的反映。”(《新华日报》2月3日)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军认为,“3+X”科目改革的实施,在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这一改革对考试内容改革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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